国学是不是学(1)
[table=96%][tr][td=2,1][size=3][b]国学是不是学?[/b][/size][size=3][b]
——西方学术分类与民初国学定位的困惑 [/b][/size]
[/td][/tr][tr][td=2,1][align=center]罗志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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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20世纪20年代，整理国故曾一度风行，但不过几年，连其最有力的提倡者胡适也转变态度。由于其风行时间太短，“国学”或“国故学”未能形成自身的学术典范，在学科认同上缺乏一个广泛接受的界定。而国学与西式学术分科未能成功衔接这一点，尤成为当时及稍后一些人主张“国学”不成其为“学”的立论基础。本文即简略探讨当时一些新旧学者怎样据西学分类以否定国学正当性的主张。
从清季办新学堂开始，西方学科分类在中国教育体系中逐步确立，民初学者多据西学分类以言中学。且并非所谓“新派”人物始如此，在一般认知中应属“旧”而不新的柳诒徵于1923年即提出“非汉学非宋学”的口号，主张“论学必先正名”，明言“汉学宋学两名词，皆不成为学术之名”。他说，“余并非有意非难此种学术，不过非难此种名词，因此种学术自有其正确之名词”，而所谓“正确名词”当“就其学术性质”而定。柳氏“综合后世所谓汉学者之性质观之，凡考究文字训诂声韵之类，皆属于文字学。凡考究典章制度，以及古书之真伪、史书之体例者，皆属于历史学。故汉学者非他，文字学耳、历史学耳”。而“所谓宋学，可以分为伦理学、心理学”。[1]
很明显，他心目中“就其学术性质”而定的“正确名词”皆以当时学校中通行的西式学术分类为依据。这也不仅是学术分科的问题，柳氏注意到，新式大学中学者多“各治数种科学，有治文字学者、有治历史学者、有治伦理学者、有治心理学者，或以一兼他，或互为主辅”，皆“无碍于为学”。然而“讲汉学讲宋学者则不然，一若讲汉学即不可讲宋学，讲宋学即不可讲汉学，入主出奴，互有轩轾”。所以，不“正确”的旧名词也妨碍学术本身的发展。他希望学生“认此等学术，即是学校中之某种某种学程，不必分别朝代、分别界限”(其实所谓“各治数种科学”者恐怕是先治名词不“正确”也不重分类的汉学或宋学，待按西学分类计算才突然变成“数种”；若一开始便从西学入手，大概也是专治一学的更多)。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通常认为偏于“守旧”的东南大学和南京高师两校的“国学研究会”组织的演讲，相当能说明当日学院派的“国学”有多么趋新。柳诒徵比较新旧名词的差异说，如名为汉学，则可能“使人误认为一代之学，若后世之所未有、世界之所绝无”；若改“名之为文字学、历史学，使人一闻而知其性质，且可贯通历代，表明讲学者之随时进化”。这里非常明显地提示着一种希望有利于“世界”接受中国固有学术的隐衷。虽然柳氏已尽量“面向世界”，无意中仍暴露出其对西学了解的不足。他在演讲中举例说，“类如有人号称英学或德学，人必笑之；若曰吾所研究者为英国之文学或德国之哲学，方成一个名词”。但更加趋新的许啸天则指出，后者“亦有语病”。[2] 对于主张科学无国界的新派来说，如果西式分类的学科皆为“科学”，则必然是普世性的，没有什么某国的某学，稍后傅斯年正从此角度否定“国学”的正当性(详后)。
如果说柳诒徵等人可以接受按西方学科分类的“国学”，许啸天则不然，他认为世界各国皆有其国故、有其历史，问题是“这国故经史，是不是算一种学问”?答案是否定的：“倘然国故可以成功一种学术，那全地球上的各国，每一国都有他自己的国故；为什么却不听得有英国故学、法国故学、德国故学的名称传说呢? 所以国故实在算不得是一种学问。”经史亦然，“倘然有人问我们，‘你们中国有些什么学问?’我简直的回答不出来。我若回答说‘我们中国有六艺之学、有经史之学、还有那诸子百家之学；’这是滑稽的答语，也是一句笑话。试问‘所谓经史之学、诸子百家之学，是一个什么学问?’我依旧是回答不出来”。[3]
他的结论是，“中国的有国故学三字发见，正是宣告我们中国学术界程度的浅薄、知识的破产，而是一个毫无学问的国家”。进而言之，“中国莫说没有一种有统系的学问，可怜，连那学问的名词也还不能成立！如今外面闹的什么国故学、国学、国粹学，这种不合逻辑的名词，还是等于没有名词。”清季国粹学派就曾基于学要“有用”的观念推导出中国“无学”的结论，[4] 但许氏的“中国无学”论所据又不同，如前引述，他是认为中国固有学术皆与西方学科分类不合，若从前者中一一整理出后者，便可“把这虚无飘渺学术界上大耻辱的国故学名词取销”。许啸天的观念后来为许多人采纳，尤其他提出英、法、德等西方国家均无“国故学”一点最为人所乐道。
从学理上对“国学”最有力的挑战来自北伐后期回国的傅斯年，傅氏大约是“整理国故”一词的最初使用者，如前所述，他在新文化运动时尚觉“国故”比“国学”更“妥协”，但约从1922年起因“见到中国之大兴国学”，便生“绝国故”之念。[5] 傅氏在筹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的一份聘书稿中强调，设置这一研究所“非取抱残守缺、发挥其所谓国学；实欲以手足之力，取得日新月异之材料，供自然科学付与之工具而从事之，以期新知识之获得。材料不限国别，方术不择地域，既以追前贤成学之盛，亦以分异国造诣之隆”。[6]
他进而在其著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明确提出“我们反对‘国故’一个观念。如果我们所去研究的材料多半是在中国的，这并不是由于我们专要研究‘国‘的东西，乃是因为在中国的材料到我们的手中方便些”。正如在中国的地质或地理、生物、气象等研究所总多研究中国地质地理、生物和气象问题。世界上任何一种历史学或语言学，“要想做科学的研究，只得用同一的方法；所以这学问断不以国别成逻辑的分别，不过是因地域的方便成分工”。[7] 十多年后，他在论证“国学”的“不通”时，仍指出其内容“不外乎文字声韵之考订、历史事迹之考证，前者即所谓语言学，后者即所谓史学；此外如中国专有之材料，亦皆有专科治之”(这与柳诒徵的观念何其相近)。傅氏断言，“分类而以近代眼光治之者，即所谓史学、语学及其他科目”；惟“笼统而以传统之咿唔为之者，即所谓国学”。[8]
此后反对“国学”者也大多沿袭柳诒徵、许啸天和傅斯年的取向，何炳松以为，“西洋的学术，无论他是属于哲学或者属于科学，没有不以论理学为根据的；而论理学上基本的必要的初步就是‘正名’”。如果“对于中国学术上的正名这一步基本的必要工作还没有做好，就想要去研究中国的学术，我以为这是古今中外的学术界未曾有过的笑话”。若要正名，则“国学两个字就犯了‘名不正’的毛病。究竟‘国学’是什么?现在谁能下一个合理的定义?”中国人“既然自命有一种国学，那么中国国学的特质是什么?他的真价值究竟怎样?”[9]
何氏尝追寻国学二字“从何而来”，但“在中国书中总是查考不出他的来历”，则“大概是由西文中翻译出来的”。他说，西人对“中国民族、语言、文字、历史等”颇有兴趣，而“一时不容易理出头绪”，故混称为“支那学”(Sinology)。之所以如此，即因中国的事物太广大复杂，无法理解，甚或不过“还是一团糟”，所以姑以此名。但“就我们自己方面看去，这个名词，实在是西洋人给我们的一种耻辱；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国耻。我们决不应该俯首的接受他，我们应该提出强硬的抗议”。不过，看似民族主义甚强的何炳松实际又同意西人认为中国学术对世界无甚贡献的暗示，他问道，“国学的声浪闹了这许多年，我们所得的成绩究竟有多少”?其“对于世界学术究竟曾经有过一种什么贡献”?如果对这些都不知道，则所谓国学“还不就是‘一团糟’的别名么?还不就是广义的‘经史百家杂钞’么”?
郑振铎也同意“所谓‘国学’便是欧洲人所谓‘中国学’”，但他比何炳松似更清楚西方这“总括一切中国学问与事物的研究”。知道其中包括两类人,“一种是识得中国文字的领事牧师们，一种是未见得识中文，却是深通某一种专门学问而去研究中国某一种事物的专门家”。第一种人他举翟理思(H. A. Giles)为例，说其“对于中国无论什么事都要谈说，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历史、地理，以及一切”，但“这一批人的时代，现在仿佛已经过去了。现代已经进入第二个时代了，便是以专门家去研究关于中国的某一种事物的时代”，后者却不宜与前者“混而称之为‘中国学者’”。[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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