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是不是学(2)
(接上页)前一种欧洲“中国学”的内容,“一加分析，却是什么都没有，且是不能成立的”；则与其“同义的‘国学’，其内容当然也不外于此”。后者在中国也有，各以其专业知识来研究中国特定事物，其“研究的虽是中国的东西，他们本身却不承认自己是‘国学家’，我们也不该承认他们是‘国学家’。他们只是植物学家、矿物学家、天文学家、化学家，而独不是‘国学家’！而我们今日之所谓‘国学家’者，则是异乎他们的另一类人”。当时虽有专门“国学”、“国学系”和“国学家”的名称存在，却都不具备与前述各学、各系、各学者相提并论的资格。其实郑振铎也有些信口开河，植物和矿物学家或可以专门研究“中国的东西”，天文学家和化学家便很难如此，否则便多半会纳入科学史的范围。
不过，“国学”一名词本是清季从日本传来，何以到此时这些学者会认为是西方“中国学”一词的对译?岂不是有点中学源出西学说的意味了！是何炳松、郑振铎等太年轻而不谙旧事?还是《国粹学报》及留日学生“革命报刊”的影响已式微到在国人集体历史记忆中已基本抹去的程度?或者是西方汉学家的成就开始大量传入中国并已吓倒中国学者?这些问题都非常值得认真思考。当初清季学人为了中国的复兴，曾再造出一种包容西学的开放性“国学”；如今这些否定“国学”者的基本依据则是其与西方学科分类体系不合；随着时代的变化，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已从“积极防御”变为弃而不守。不过，民初这些否定“国学”者也有其进一步的思虑。
傅斯年先就说过，“‘国学’、‘中国学’等等名词，说来都甚不祥。西洋人造了支那学‘新诺逻辑’一个名词，本是和埃及脱逻辑、亚西里亚逻辑同等看的，难道我们自己也要如此看吗”?[11] 何炳松接着申论说，西人所称“埃及学”、“亚述学”以至“东方学”等，无不是针对早已亡国的民族之学术，而“我们中国现在依然是中国，中国民族依然是中国民族”，竟然仿效这样的例子,“这不是我们读书人的奇耻大辱么”?且德法美英日各国的学问发达都超过中国,“何以世界上并没有什么德国学、法国学、美国学、英国学和日本学?而我们中国独有所谓‘国学’?”各国皆对世界学术有贡献(注意其中日本的贡献是“东洋的史地学”),“但是他们都绝对没有什么国学”。[12]
西人没有国学或国故学是当时一个流行的说法，实则西方的学情(套改“国情”)与中国的不同，整个西欧甚至北美文化的主流皆源于希腊罗马和犹太文化，而关于“西方”这一区域文明的研究不仅早就存在，迄今仍是学校的必修或主修课程(原来皆是必修，只是近年文化多元论兴起，有些学校才改为主修)。若按民初的中国术语，此正所谓“西方故学”，焉能说无！说到国家，至少日本就有其国学。这本是常识，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已提及，清季不仅国粹学派每言及此，就是读书不甚多的山西举人刘大鹏也知有所谓“倭学”。[13]
本来“学科”的划分更多是为了研究的方便，从根本上言，知识是否必须分类至少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且西学本身也是个变量，“学科”的分聚与兴衰往往随外在的社会需求和学理内部的发展而演化。在二战后的西方，区域研究已成为正式的学科门类，今日西方一些大学(特别是层次较高的大学)多设有专门的区域研究系或科(专业)。如果深究，这其中当然也能发现类似所谓“东方主义”的偏见，但基本不具何、郑等人当年所设想的“侮辱”意味；盖不仅有“中国学”(Chinese Studies)，所谓发达国家也多有以国命名的“区域研究”，如人人看重的美国就有“美国学”(American Studies)在。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学者当然不能预知西学的发展，但前引学者不少是留学生，或至少能读外文，其对西方或日本的情形似不应太隔膜；他们在比附西学分类时显露出的这种随意性的倾向，提示着某种学理之外的关怀。可知他们虽从学科分类上反对所谓“国学”，实不仅着意于概念，恐怕更关心的是提倡“国学”在当时的“言外之意”： 他们有着与清季士人类似的担心，即由趋新领袖胡适等提倡以“新眼光读古书”可能导致对中国富强所急需的另一类“科学”的忽视。何炳松列举的富强之国与已亡之国的对比已相当能说明问题，傅斯年所说的“国学之下都仅仅是些言语、历史、民俗等等题目”，而不包括“算学、天文、物理、化学等等”更提示出其隐忧之所在。[14]
曹聚仁便一则曰“谈国学者，大都痛恶科学。以为科学乃物质文明，国学为精神文明”。再则曰“习常之目‘国故’，殆与畴昔所谓‘中学’、‘国学’者同其内包外延；本‘惟我独尊’之精神以治‘国故’，在昔则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夸谈，在今则有‘国学为精神文明，科学为物质文明’之高论”。[15] 相当清晰地表述出其思路之所指。郑振铎也曾有把“古书训诂”排除在学术和“知识”之外的表述，[16] 恰揭示出时代的认知： 只有中国当前需要的才是“知识”，即与“物质文明”相关的西来之“科学”(也含义甚广且有分歧)；而提倡“古书训诂”就妨碍了“科学”的推广，因此必须反对。
康白情在1919年曾说，那时有一种“‘国而不粹’的国粹家——就是说只要是国的，就是粹的，就是该敬奉的、该阐扬的”。[17] 但北伐之后相当多的人态度恰反之，他们差不多主张“只要是国的，就不是粹的”。不过，尽管当时一些学人不承认国学是“学”，但真正落实在具体治学之上时，学者们又发现比较有成就的还正是国学，也只有国学。顾颉刚就注意到“别的科学不发达而惟有国学发达”的现象。[18] 更具诡论意味的是，许多否定“国学”之学人又有强烈的传统“资格”观念，他们一方面不承认“国学”的学术正当性，同时又努力区分新旧，不许一些不具备某些新旧“资格”的人“尸国学之名”，[19] 这方面的发展将另文探讨。
注释：
[1] 本段与下两段，柳诒徵(讲演，赵万里、王汉记):《汉学与宋学》，东南大学、南京高师国学研究会编《国学研究会演讲录》，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84-90页。本文承徐雁平君代为复制，谨此致谢。
[2] 许啸天:《国故学讨论集·新序》，许啸天辑:《国故学讨论集》(以下径引书名)，上海书店影印群学社1927年版，第1集，4页。
[3] 本段与下段，许啸天:《国故学讨论集·新序》，第1集，4-6页(许序作于1927年1月，这些言论是其自引他编王船山集的序，作于1926年3月)。按许氏大致以当时通行于中国的西学分类为“学术”或“学问”的标准，其实西方当时和现在皆自有其“经学(the Classical Studies)”，被郑振铎排斥的“古书训诂”正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4] 参见罗志田《从无用的“中学”到开放的“国学”：清季国粹学派关于学术与国家关系的思考》,《中华文史论丛》第65辑(2001年3月)。
[5]《朱家骅、傅斯年致李石曾、吴稚晖书》,《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第7册，101页。
[6]“史语所公文档案”，元130，转引自王汎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收入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 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69页。
[7] 对于傅斯年来说，这“并不是名词的争执，实在是精神的差异的表显”。从学理上看，国学这名词不通达之处在于，若“在语言学或历史学的范围中”论国学，“为求这些题目的解决与推进”而“扩充材料，扩充工具，势必至于弄到不国了，或不故了，或且不国不故了”。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收其《史料论略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46-47页。
[8] 傅斯年致朱家骅［抄件］(1940年7月8日)，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档案” ，承杜正胜所长惠允使用。
[9] 本段与下段，何炳松:《论所谓“国学”》,《小说月报》20卷1号(1929年1月)，2-3页。
[10] 郑振铎:《且慢谈所谓“国学”》,《小说月报》20卷1号，9-10页。
[11]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收其《史料论略及其他》，47页。
[12] 何炳松:《论所谓“国学”》,《小说月报》20卷1号，3-4页。
[13]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49页。
[14]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收其《史料论略及其他》，47页。
[15] 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53、93页。
[16] 参见罗志田《西方学术分类与国学的学科定位》,《四川大学学报》待刊。
[17] 康白情:《“太极图”与Phallicism》,《新潮》1卷4号(1919年4月1日)，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675页。按康氏自己主张“‘国而不粹’的国粹，值不得研究”，而应研究“‘又国又粹’的国粹”(参见680-681页)。
[18] 参见罗志田《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近代史研究》2000年3期。
[19] 这是借用柳诒徵1922年复章太炎书中的话，他批判当时借“国学”之名行反传统之实的现象说:“今古文之聚讼，由于古籍湮沉，非待坠简复出，蔑能断案。惟今文家喜为非常异义可怪之论，颇合近世好奇心理；故于经术毫无所得者，辄侈然以今文家自命。疑经蔑古，即成通人；扬墨诋孔，以传西教。后生小子，利其可以抹杀一切，而又能尸国学之名，则放姿颠倒，无所不至。”柳诒徵:《复章太炎书》,《史地学报》1卷4期(1922年8月)，250页。此文承王东杰君提示、徐雁平君代为抄录，谨此致谢！柳氏说此话时整理国故刚开始抬头，故国学之名能尸；北伐后国学地位虽大降，而反对国学的新派仍不准某些人“尸国学之名”，其意味至深且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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